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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那些一旦做大就急于上市的公司来说，老干妈显得有些特立独行。近日，有新闻媒体报道称，陶华碧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坚决不上市，那是骗人家的钱”。

  她说，“我坚决不上市，一上市，就可能倾家荡产。上市是欺骗人家的钱，有钱你就拿，把钱圈了，到时候把钱吸走了，我来还债，我才不干呢。所以一有政府人员跟我谈上市，我跟他说：谈都不要谈，免谈！你问我要钱，我没得，要命一条”。

  城镇化被解读为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未来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发动机。但是，在“GDP主义”的主导下，城镇化常常被误读为城市投资、城市建设。

  郑永年日前表示，城镇化不能只谈其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而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城镇化为经济稳步的增长带来的巨大红利，只可以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实现。如果非要通过城市化达到GDP增长多少点，这会使城市化变成“disaster（灾难）”。

  端午节三天假期，北京旅游收入突破13亿元。每逢小长假，出去旅游也成了众多上班族的选择。

  不过，施爱东认为，放假能够更好的起到拉动消费和让人们休养生息的作用，但传统节日中的一些仪式感的东西现在却被人们忽略。现在不少人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无论什么节日都希望有假期，脑子里就是一件事出去玩儿。实际上，我们的传统节日功能有区分，如今这种区分却被淡化，所有功能都指向放假和出去玩。

  6月10日，审计署公布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经审计，36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38475.81亿元，两年来增长了12.94%。有评论称，中国地方债已经失控。

  对此，丁茂战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透支未来的做法不无原因。部分地方政府的领导风险意识差，为官主要考虑当下政绩，明天之事明日再说，保不准即将升迁或调整更好岗位走人，并且越是在可见时间里可能提拔的人，借钱越无所顾忌。传统政绩导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最近，安徽安庆环保局向中石化安庆分公司开出9万元罚单。马军认为，理论上地方环保部门可以监督驻地央企，但真实的操作中是有难度的。一些大的央企，行政级别甚至高于地方政府，更不用说地方环保部门了。“环境管理中的一般性困难，多涉及到环保部门只有少数的权限，顶不住来自行政层面的压力。”

  他提出，要解决这一个问题，需要让社会介入，并给予社会充分的环境知情。一旦企业的污染信息向社会发布，政府干预的风险会增加，会在很大程度上遏制政府对环保部门执法的干预。

  延安事件后，有网友称，5名涉事协管中的黄衣女子是当日执法的城管凤凰大队领导的外甥女。对此，当事人郑媛媛否认了通过关系进入城管局，并表示一看到网上的报道，多少次都不想活了。

  她说，“我从小就不爱学习，根本就没心思读书，于是退学应聘到这里工作。解聘就解聘了，就算不解聘，我也不干城管了。以后不想找工作，还怎么找？谁会要我呢？”

  连日来，中国采金人在加纳遇劫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在使馆帮助下，第二批158名涉嫌在加纳非法淘金者成功回国。

  对于此次事件，苏震宇认为，加纳政府驱逐中国采金人背后，有当地欧美大型矿企的影子，因为中国采金人的到来，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甚至我们问警察是谁出钱让你们过来的，他们都毫不避讳地说出了那些欧美大矿的名字。

  北京的房租在每年毕业季都会趁机大涨一次。近年来，房租已经与房价一样，过快过高地上涨让很多人连房子都租不起，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有媒体近日称，北京房租一年涨幅超过德国三年。

  刘洪玉表示，增加租房供应的思路还能更加开阔。除了政府建设的公租房和家庭个人出租房以外，还应鼓励更多机构出租房屋。比如住房合作社和企业等，建设一定规模的房屋专门用于出租，也可纳入政府的公租房体系，多渠道增加房源。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的新要求，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近日，陈锡文在中国农业大学的讲座中谈及家庭农场的规模时指出，适度规模首先要和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吻合，不能硬赶人家走。

  “有的人建议把土地租给公司，农民又能拿租金，又能接受公司雇佣拿工资。我们经过大量调查发现，这种公司租地的模式，80%的原有土地上农民没有办法接受雇佣，所以不适合大多数农地。”陈锡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