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环球时报年会系列报道之二】发展、安全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胸怀

  原标题：【2024环球时报年会系列报道之二】发展、安全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胸怀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现代化是从西方开始的，而在两三百年工业化进程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率依然很低。现在全球人口已经跨过80亿的门槛，但真正的完成了现代化的只有以美欧为主的大概10亿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全球7/8人口还没实现现代化。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中已有个别挤入了现代化行列，比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它们挤进去是有代价的，其中日本和韩国不得不在战略层面屈从美国，经济分工层面做的很多也是美欧不愿意干的事。

  这样的背景，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具有了世界意义。我在研究发展经济学时有一种感觉，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率先攀上工业化阶梯继而实现现代化后，它们归纳出来的西方发展理论就变成了不让其他几个国家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推进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更显重要了，甚至可以说“现在的希望在中国身上”，因为只有我们成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才能给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探索创造出一条新路。这条路当然不会平坦，要求我们应对来自内部外部的风险挑战，也要求我们善于抓住机遇。相信这些我们都能处理好。

  崔洪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我们提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也开启了一个要一直探索的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既体现普遍性也体现个性的命题，两者之间需要保持合理有利的原则。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想处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认为是在当前国际秩序格局急剧变化的时刻，阐释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又能够给这样一个世界提供什么。

  这个过程中会有激烈博弈。比如作为现有国际秩序主导者的美西方国家就污蔑抹黑我们是“破坏性力量”，但中国式现代化显然是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未来我们应该通过观念创新和政策实践来不断体现创造性和建设性，要在破与立之间找到合理平衡，为百年变局中的世界格局演变和秩序转移探求最优解决方案。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处理好大国关系，也要处理好与中小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乃至这样一个世界更多层面的关系。当今国际秩序和格局的变化中存在很多“二律悖反”现象，比如一方面权力集中、大国竞争，另一方面又是权力分化、多维博弈。世界秩序在向多极化或者说多元化方向发展时，经常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力量，除了“全球南方”和一些中等强国，还有别的一些非国家力量也在发挥作用。因此我们的目光不仅仅要盯着大国关系，还要具有更高更宽视野。从这个方面讲，有的人觉得中美关系好了中国外部环境就会陡然好转，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路就会立即一马平川，这样的解读显然简单化了。

  黄靖（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发展、安全和文明，这些视角本身就已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胸怀和格局。在中国看来，国际秩序有三个支撑点：一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二是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其他国际经贸组织为中心的世界经贸秩序，三是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世界金融秩序。这三个秩序的基础都是多边机制而非单边机制，因此中国在外交上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实际是在促进建立在多边机制之上的国际秩序变得更完善。

  如果进一步放宽视野，用一句话描述当今国际格局变化的关键，毫无疑问就是“全球南方”的崛起，即不单单是中国自身的崛起，而是在中国等新兴大国引领下的“全球南方”的崛起。俄乌冲突爆发后，联合国141个国家投票谴责俄罗斯，但真到了美国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只有大概40个国家跟随，“全球南方”没有一国加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全世界只有十几个国家在投票中跟着美国，150多个“全球南方”国家则是立场高度一致。

  在不断崛起的“全球南方”力量中，虽然也有个别“革命派”，想要整体退出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但主流还是“改革派”。我认为中国是改革派，改革派的前提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和平团结、相互妥协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格局就已明显高于美国。而居高者，得势。

  赵小卓（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副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世界历史上曾不止一次上演战争崛起、国强必霸，但中国不一样，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和合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平也最符合中国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抓住了中国过去200多年从未有过的如此长时间的和平发展时期。中华民族有无限创造力，只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很快就能发展出新的高度。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与和平的关系，第一，中国是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建设者。目前从欧洲到中东再到非洲战乱不断，但亚太地区却享受了连续四五十年的和平繁荣发展，中国无疑在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周边不是没有安全问题，但为什么亚太地区可以较好地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因为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地区和平稳定与中国的战略取向和作为很有大的关系。

  第二，中国是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提供者。在联合国维和及护航行动上，中国一直是积极参与者，也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和维和摊款国。一旦周边出现自然灾害，中方总是尽力提供救援。中国军队的行动，尤其是在海外，从来就没超出过联合国的框架，都是依据联合国的授权或决议。

  第三，中国正慢慢的变成为国际安全热点的斡旋者。这是中国发展到某些特定的程度后，国际社会自然产生的需求。今年10月底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就是一个例子，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呼唤和平、希望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

  杨毅（海军少将）：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安全的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要一直现代化的中国。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能够理解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国际战略路径体系。

  中国从始至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传统上靠对外扩张、殖民掠夺来实现现代化，进而以己度人地认为中国强大也必然走上它们“国强必霸”的老路。不同认知引致碰撞。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制定正确战略并采取正确措施，同时慢慢地加强自身总实力，包括军事实力。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面临一些挑战，其中最敏感的就是。但由于中方反复申明在上的坚定立场，加上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冲突影响，美西方在涉台问题上一时有所收敛，但同时又试图把焦点更多地转向南海，利用菲律宾等作为棋子，在南海问题屡屡挑衅中国。

  这些挑战背后，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美国因素”。中国要和平发展，而美国坚持“丛林法则”；中国要平等的世界，而美国却要继续“主导”世界。当前影响和制约中美关系的所有的领域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贸关系被称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则成为冲突点。军事关系则从中美关系的“抵押品”变成“保险栓”。我们既要反制美国对华遏压，也要避免发生冲突，特别是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跟美国打交道，中国一定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做最坏的打算和最周全的准备，即争取稳但也不怕乱，只有做好力量准备，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黄靖：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大国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因为它对世界格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美国认为中国是它从未经历过的“最严峻竞争对手”。不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层面，美国都认为中国已经具有和它“掰手腕”的力量。

  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用力最深、付出代价最大的是在经济领域。美国推动的“去全球化”其实就是“去中国化”，“小院高墙”其实就是对华“精准脱钩”。但中国以和平力量崛起，一个显著结果是中国融入世界，中、欧、美等借由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从冷战思维出发，想和中国进行本质上是搞对抗的“零和博弈”，但经贸的本质是“正和博弈”，所以美国陷入纠结。美国现在企图做的，是通过“脱钩”把中美在经贸领域的“正和博弈”扭转为以安全为主导的“零和游戏”。

  而在这方面，中国的格局要比美国高出很多。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毫不动摇，但同时并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也不输出自己的模式、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中国强调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有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这显然比美国将其所谓“自由民主”模式强加给全世界格局更高，胸怀更大。

  在经济上，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化，因为中国真正知道世界好中国才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当然希望世界发展慢慢的变好，这方面的格局又比美国高。

  在军事上，中国奉行“结伴不结盟”政策。“伴”的目的是合作发展，基础是共同利益，关系是相互平等，组织架构则是包容开放的。“盟”则是另一回事，最终目的是对抗，基础是意识形态，组织架构具有排他性和不包容性。同盟内部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比如美国在其架设的一圈圈同盟体系中永远是“老大”。

  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如何在“三大倡议”的基础上逐步提升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是我们一定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首先，今天我们正处在中国式现代化爬坡过坎的关键节点。在国际关系中，所有国家都应该对自身的实力和地位做到客观理性判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导致全球呈现“东升西降”的走势和格局，但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全球力量对比依然处于“西强东弱”的现状之中。

  正因如此，我们一定要保持足够清醒，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渡过爬坡过坎的关键节点，让中国科技创新力、高端制造业实力及整体的国际竞争力达到新的历史高点，这是我们应该在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进程中完成的历史使命。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世界胸怀也要脚踏实地。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胸怀不仅要强调中国方案，更要结合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合理设计、务实投入、点滴做起的方式，不断的提高中国行动的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和执行力。为此，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实、做强，推动改革开放继续不断向前迈进，是中国式现代化既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造福于世界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决定性步骤。

  沈丁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是制度现代化，其次是“器物”现代化，包括工业、农业、科技等。中国近代以来有过两次现代化的尝试，第一次是按照西方的路径，没有成功；第二次是参照苏联式现代化的道路，也没完全成功。但这样的尝试以及后续长时间的发展给我们大家带来工业化、国防科技等领域的进步。在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尤其结合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新经验，我们提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某一种意义上起到完善世界现代化的作用。

  同时，中国提出“三大倡议”也表明我们大家可以通过梳理自己的价值系统、法律脉络和发展经验，打造出适用于世界的理论体系。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我们还需练好“内功”，付出更大努力。

  崔洪建：一直以来，我们强调管控竞争和分歧，不寻求对抗，以合作为主。我们坚持“结伴不结盟”原则，但美欧等一些国家却一定会接着走结盟那套老路，因此这种“盟”“伴”理念之间会有长期博弈。今后我们和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将是一种“平衡—失衡—再平衡”的过程。在把握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情况下，怎样利用不一样阶段转换的规律来为我们应对风险挑战赢得更多机会窗口，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下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一种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和策略。

  若干年前，不少人用“世界是平的”这种流行说法，来描述经济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边界在资本、技术和人员流动面前“消失了”的状况。而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世界是平的2.0版”，因为随着多极化的出现，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以及它带来创造国际关系民主化条件的方案，我们将会迎来新的局面，今后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将有更多条件和更大可能朝着更平等、更民主的方向发展。就此而言，我们该对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未来国际格局良性演变抱有更多信心。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